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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和团运动满汉督抚态度为何相异:守旧派与洋务派两套治国方略的呈现

2017-08-15 15:22: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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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和团运动

义和团运动

  清廷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一度很是暧昧,这种暧昧体现在当时的事实就是,满人督抚手段明显“怀柔”,而汉人督抚却十分强硬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事实上,满汉督抚态度相异只是一种表象,其实质是守旧派和洋务派两套治国方略的不同呈现。

 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,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,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“怀柔”。发生拳乱的直隶、山西、河南、内蒙、东北,当时都是满人当政,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,山西巡抚为毓贤,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。

  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,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,而拳民在山东兴起,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。在毓贤的“主抚”政策下,山东义和拳更名“义和团”,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,甚至有拳民打出“毓”字旗。山东的许多地方,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,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,拳厂也多达八百个。

  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,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,在列强施压下,1899年底,清廷只好召回毓贤,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。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,毓贤临走前,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。显然,毓贤对义和团的“怀柔”,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,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。 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,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。在他的铁腕镇压下,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。

  但与此同时,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则风起云涌,据称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县,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参加。1900年春天,义和团的势力已侵入京师,并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与电线。义和团势力在直隶地区坐大,与直隶总督裕禄(他也是满族亲贵)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暧昧,是因为他在观望朝廷的风向标。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很不明朗,在“主抚”与“主剿”两条路线之间左右摇摆、进退失据。

  大致而言,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主张与西方列强修好,惩办挑衅洋人的义和团;守旧派亲贵因为不满列强干预慈禧的“训政”与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帝的计划,则企图借“扶清灭洋”的义和团运动给欺人太甚的列强一点颜色看看。可以说,朝廷处置义和团运动的决策,将取决于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势力消长。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顽固守旧势力复炽,所以当前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时,立即受到载漪等亲贵的欢迎,又“在京结徐桐、刚毅等,多方煽惑,自称为拳首,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,一派虚言,遍传都下”,随后毓贤便被任命为山西巡抚。

  上面提到的刚毅,也是一个在义和团运动中导致局势恶化、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走向正面对抗的关键人物,义和团大举入京,即是刚毅的“招团剿洋”主张所致。此公“日言仇洋,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”。

  说到这里,我们可以发现,前面所说的“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,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‘怀柔’”,不过是表象而已,事情的实质是洋务派与守旧派两套治国方略的不同呈现。洋务派官僚控制下的东南各省,基本上保持着平静的局面,当清廷在守旧势力的操纵下向列强“宣战”之后,主政东南的刘坤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则与列强达成协议,拒绝北上“勤王”,史称“东南互保”,避免了战火南下。